男士1929美学的殊途

1929：美学的殊途！

1929年，中国艺术界的多事之秋。首届全国美展和中国艺术运动社首届美展先后在北京和上海举办;徐志摩与徐悲鸿围绕现代主义激烈论战，并反思艺术界的诸多问题，被誉为 冷火中爆出个热栗子来 几个月后，徐悲鸿出任北平艺术学院院长，与杭州艺专校长林风眠南北并峙，艺术家和评论家大多仍栖身于学校，希望通过美育改造社会，中国美学在曲折中发酵。现实主义与形式主义，救亡与启蒙，在这一年分庭抗礼，未来中国精神世界的重重危机，亦于此刻埋下伏笔。时至今日，当我们重温1929，会发现，那些彷徨与抉择，其实仍未结束。 论战 徐志摩搁下笔，已是翌日的清晨。桌上放着徐悲鸿的来信，那些刺目的字眼仍在面前闪烁， 无耻之作 、 卑鄙 、 昏聩 、 黑暗 、 堕落 。几天后，徐悲鸿的这篇《惑》和徐志摩的《我也 惑 》一道刊登在《美展汇刊》第五期上。这本汇刊是为全国第一届美术展览所做，展览从1929年4月10日开始，为期一个月。36岁的徐悲鸿和32岁的徐志摩都被推选为展览的常务委员，吊诡的是，徐悲鸿却不仅拒绝提供任何作品参展，还对展览横加指斥： 中国有破天荒的全国美术展览会，可云喜事，值得称贺，而最可称贺者，乃在无腮惹纳(Cezanne)、马梯是(Matisse)、薄奈尔(Bonnard)等无耻之作。 徐悲鸿对以塞尚、马蒂斯和勃纳尔为代表的西方现代主义不以为然，对于在首届全国美展中热捧这类风格的作品更是极为愤慨，他毫不留情地嘲讽道，塞尚、马蒂斯之流作画贫困发生率从16.5%下降到7%，一小时可以画两幅，如果我国革命政府真有深谋远虑，从烟赌杂税里抽出一千万元，成立一个大型美术馆，用三五千元一幅的价格收罗塞尚、马蒂斯的画，可以挂满十个展厅，纵然如此， 为民脂民膏计，未见得就好过买来路货之吗啡海绿茵。在我徐悲鸿个人，却将披发入山，不愿再见此类卑鄙昏聩黑暗堕落也。 令徐志摩不解的是，徐悲鸿1919年即留学法国，被当年的《美术》杂志称为 吾国之派赴西洋留学美术者，以徐君为第一人 ，作为达仰的弟子，徐悲鸿曾整日徘徊于罗浮宫和奥赛美术馆，临摹了大量作品，他的作品也曾多次入选法国沙龙展览，他还曾亲眼见过塞尚的300多幅原作。徐志摩无法理解，饱受西风浸淫的徐悲鸿，为何突然变得如此保守，仿佛依稀听到了 1895年以前巴黎市上的回声 。 此时的徐悲鸿，正在艺术探索的过渡期。他不再执着于临摹和写意，长达3.5米的《田横五百士》的草稿正搁在他的画架上，他希望从现实出发重新阐释历史题材，表现生民疾苦，《九方皋》和《我后》同样是他这一转型期的代表作，他也因此在几年后被认为 始终憧憬着神和豪侠 。因此，当他用 无耻 、 卑鄙 、 堕落 这样的词来形容塞尚，似乎也已经不足为奇。 不过，徐志摩还是决定为塞尚做一些澄清。在崇尚自由的徐志摩看来，塞尚最值得称道的地方显然是 他就只画他眼前与眼内的景象：山岭，山谷，房舍，苹果，大葱，乡里人(不是雇来的模特儿)，他自己或是他的戴绿帽的黄脸婆子，河边洗澡的，林木，捧泥娃娃的女小孩他要传达他的个人的感觉，安排他的 色调的建筑 ，实现他的不得不表现的 灵性的经验 ?我们能想象一个更忠尽于纯粹艺术的作者不?他一次说他不愿画耶稣因为他自己对教的信仰不够虔诚，不够真，这能说是无耻卑鄙不? 随即，徐志摩笔锋一转，引入对国内艺术现状的批评： 在中国不久24小时，我相信，十个画家里至少会有九个要画孙中山先生，因为──因为他们都确信他们自己是三民主义的忠实的信徒! 主义是共产最风行，文学是 革命的 最得势，音乐是 脚死 (爵士)最受欢迎，绘画当然就非得是表现派或是漩涡派或是大大主义或是立体主义或是别的什么更耸动的死木死。 令徐志摩不满的是画家被时尚驱使，被意识形态挟持，因此，徐志摩虽然不认同徐悲鸿的判断，私下写信给刘海粟说徐悲鸿 其实太过，老气横秋，遂谓天下无人也 ，但是，对中国的社会现实与艺术现状的不满，他和徐悲鸿的态度其实并无二致。对于国内的美学评论，徐志摩也颇多微词， 在最近几年内，关于欧西文化的研究也成了一种时髦，在这项下，美术的讨论也占有渐次扩大的地盘。虽则在国内能有几个人亲眼见到过罗浮宫或是乌翡楼或是特莱司登美术院里的内容?但一样的拉飞尔安葛尔米勒铁青梵尼亚乃至塞尚阿溪朋谷已然是极随熟的口头禅。 徐志摩把自己称为艺术界的 蓝青外行 ，而令他悲哀的是，国内最早谈塞尚、马蒂斯的几个人，根本就没见过真迹，最早把塞尚、凡 高的印刷品带回中国的，却正是他这个外行。评论者的盲目态度更令他厌烦， 性情爱好附会的就跟着来摭拾一些他们自己懂不得一半的名词，吹动他们传声的喇叭，希望这么一来就可以勾引起，如同月亮勾引海潮，一个 伟大的 运动─革命;在文艺上掀起全武行做武戏与在政治上卖弄身手有时一样的过瘾! 尽管两人的观点不同，对作品风格褒贬不一，但徐悲鸿的悲愤与徐志摩的悲哀其实殊途同归，都是对中国艺术创作和艺术评论的凛厉攻击。 抱怨归抱怨，最终徐志摩还是说： 我当然不敢不许你做第二个托尔斯泰，拓出一支巨膀去扫掉文庙里所有的神座，但我却愿意先拜读你的《艺术论》。 问题在于，做《艺术论》的，本不该是画家徐悲鸿，也不该是诗人徐志摩，真正的美学家，仍未能粉墨登场。中国不乏不学无术的评论者，却没有能融会贯通的美学家。 而论战并未结束。第八期的《美展汇刊》上又刊登了李毅士的文章，他将徐悲鸿和徐志摩的分歧归结为艺术家和评论家的分歧， 我想悲鸿先生的态度，是真正艺术家的态度。换一句话说，是主观的态度。志摩先生言论，是评论家的口气。把主观抛开了讲话，所以他们双方的话，讲不拢来。 对于塞尚和马蒂斯的价值，李毅士则采取了折中的态度，他认为，不应过度否定这两位画家，但是，在此刻的中国对他们大肆宣扬，也确实有些不合时宜， 塞尚奴和马蒂斯的表现，都是十二分诚实的天性流露;但是我还觉得要反对他们在中国流行，万一种不利于社会的种子。因为我以为在中国现在的状况之下，人心思乱了二十多年，我们正应该用艺术的力量，调剂他们的思想，安慰他们的精神。像塞尚奴马蒂斯一类的作品，若然盛行在中国，冲破了中国的社会。我知道这祸患不浅?! 在他看来，仍需要等到 欧洲数百年来，艺术的根基，多少融化了。再把那触目的作风，如塞尚奴马蒂斯一类的作品，输入中国来。 他和徐悲鸿、徐志摩一样，都是从通过美育改良社会的角度来作判断，希望能借助艺术重塑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问题在于，社会的纷杂早已经干扰到艺术，循序渐进地系统性地传播西方艺术，只能是书生天真的臆想，徐悲鸿回复的一篇《惑之不解》恰恰说明了这种孤立无援的困境， 兄之盛意，欲弟来向艺界指条大路。弟才浅学疏，不特无此力量，且不能负此重任。弟仅知穷则独营其力。我也曾经发表拿Mns ce Roolm搬到中国来之计划，顾未尝得着一声回响。我也游说过陈 嘉庚先生，未能蒙其采纳。我也曾上书中法庚款委员会。我也当过那不三不四的艺术院长，结果等于零。志摩兄，你能责备我清静无为么。 一个迷惘的时代，让它的年轻人变得如此苍老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