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范围内(1)

              发表于《名作欣赏》2016年上旬刊第 期 

博尔赫斯与中国古典小说

马笑泉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被广泛认为是二十世纪改变了小说面貌的为数不多的几位作家之一。他凭借迷人的玄想、精妙的修辞和渊博的学识创造了“博尔赫斯式的小说”。在世界范围内，他被看作是幻想文学的代表人物。在中国，他与卡夫卡、马尔克斯一起，成为对上世纪八十年代盛极一时的先锋派小说影响最深的三位小说家之一。在国内众多评论家和作家笔下，他的先锋性得到了充分甚至是过度的阐释，导致这位诚恳的作家在许多人心目中，成为了一位神秘的天外来客，一只从石头中凭空蹦出来的小说“神猴”。然而，正如历史上一切伟大的作家一样，博尔赫斯那面目奇异的作品背后，有着深厚的传统在支撑，根脉绵长，渊源有自。其中的渊源之一，就是中国古典小说尤其是文言小说。

 

—、博尔赫斯对中国古典文化的迷恋和熟悉

博尔赫斯对中国古典文化的迷恋和熟悉，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莫过于他的著作和言谈。他写过一篇《 SPAN 聊斋 序》，认为这部中国文言小说的最高峰“在中国的地位，犹如《一千零一夜》之在西方。”，“这是梦幻的王国，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梦魇的画廊和迷宫。死者复活；拜访我们的陌生人顷刻间变成一只老虎；颇为可爱的姑娘竟是一张青面魔鬼的画皮。一架梯子在天空消失，另一架在井中沉没，因为那里是刽子手、可恶的法官以及师爷们的居室。”在同一篇文章中，他还表现出了对《红楼梦》的熟悉：“《红楼梦》是最杰出或者也是最普及的中国小说。书中有421个人物，女性189个，男性2 2个，俄国的小说和冰岛的传说都没有超过这个数字，初读时这会令读者惊叹不已。”在著名的《卡夫卡及其先驱者》一文中，博尔赫斯为卡夫卡所寻找的先驱里，中国唐朝的古文大师韩愈居然名列第二。博尔赫斯援引的例子是“神秘而从容不迫”的《获麟解》。姑且不说他的论断是否正确，从中至少可以看出博氏对中国古典文学乃至文化的熟悉程度。他的颇具才情的遗孀、玛丽亚．科达玛在其去世后首次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谈到了这一点：“他想去印度和中国，他对这两个国家缺少直接的了解，特别是他曾经阅读过许多中国文学作品及有关道教的书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科达玛指出了博尔赫斯对道教文化的浸淫。道教文化的博丽、幽玄、奇异，本身就极具文学色彩。它对中国小说的影响极为深远，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儒家和释家。毫无疑问，博尔赫斯也受到了这种异国文化强烈的影响。他小说的玄想性质，与《庄子》、《搜神记》相当接近。博尔赫斯本人也毫不掩饰他对庄子的推崇，他甚至认为庄子才是魔幻文学的鼻祖。1981年12月，黄志良，中国驻阿根廷大使馆的外交官，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马伊博大街994号拜访了博尔赫斯。博尔赫斯在表达了对中国的向往后，谈到了自己被称为“魔幻学祖师爷”，他说：“我不赞成‘魔幻现实主义’的提法，这纯粹是评论家的杜撰。作家凭想象创作，虚虚实实，古已有之。魔幻文学祖师爷的头衔轮不到我，两千多年前贵国梦蝶的庄周也许当之无愧。”博氏的这种诚恳态度，与一些竭力想隐瞒自己的文学师承，以标榜“无所依傍”的作家相比，实在有天渊之别。而他所热爱的“庄周梦蝶”的故事（在随笔《对时间的新驳斥中》，他以整整一大段的篇幅分析了这个故事），正是中国文言小说的滥觞之一。

二、博尔赫斯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借鉴

（一）转述

熟读西方经典的伊塔洛．卡尔维诺在《美国讲稿》中说：“我们知道文学体裁近期最大的发明，是由短篇小说大师博尔赫斯完成的。他的这一发明实际上是他发现了自己的叙述才能。他四十多岁时才由写评论转向写小说，用一种看起来很难实际上很容易的写作手法，克服了曾经限制了他写作的障碍。博尔赫斯的发明在于，设想他要写的小说已由别人写好了，由他不认识的虚拟的作者写好了。这个虚拟的作家操着另一种语言，属于另一种文化。他的任务则是描写、复述、评论这本假想的著作。”

如果卡尔维诺像博尔赫斯一样，熟读中国文言小说的话，他会把这个发明权算在中国古代那些在书房中自得其乐的文言小说作者头上。中国古代文人深受孔子“述而不作”思想的影响和制约，同时又因为小说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地位有类妾婢，诗词歌赋和载道的古文才是正房，而文言小说的创作主体大都是承载着一定社会声望的士人，有的还官阶不低，甚至是地位显赫，故进行此类创作时，大都有种关起门偷偷摸摸找点小乐子的心态。许多作者或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了一种转述的方式来写作，此种转述或者是确实存在有另一位叙述者，作者不过是述其听闻，再加以渲染发挥，甚至作者所言的叙述者也不过是位转述者，或者干脆是假托他人，凭空杜撰。

如《陆氏异林.钟繇》篇末点出：“叔父清河太守说如此”。《冥报记.孙宝》篇末云：“临（指作者唐临）以贞观七年奉使江东，扬州针医飘陀为临说此云尔。宝（指主人公孙宝）见在也”。这样，处在遥远江东地区的飘陀和孙宝都要对这个荒诞故事的真实性负责，惟独坐在长安私邸的唐临先生可以置身事外，任意发挥。这一叙述方式，到了浦松龄手里，更是运用自如，登峰造极。《聊斋志异》第一篇《考城隍》叙述了作者的姊妹之祖宋公病中到阴间考取城隍一职的异事，篇末说：“公（指宋公）有自记小传，惜乱后无存，此其略耳”。也就是说，作者的这篇《考城隍》不过是对另一部远为详尽的《考城隍》的搜集、整理而已。这种手法，也非蒲松龄的发明。宋朝的秦醇，就在《赵飞燕别传》中娴熟地运用了这一叙述方式：“余里有李生，世业儒。一日，家事零替，余往见之，墙角破筐中有古文数册，其间有《赵后别传》，虽编次脱落，尚可观赏，余就李生乞其文以归，补正编次以成传，传诸好事者。”这一写作姿态，与博尔赫斯已无二致。

博氏未必读过《赵飞燕别传》，但肯定熟读《聊斋》，对书中比比皆是的“某某尝言”、“某某云”该不会视而不见，无动于心。不过敏悟如博尔赫斯，绝不会原封不动地照搬，他在继承的同时还要予以变化和发展，否则他也不配被称为大师。这一变化就是卡尔维诺所说的：“这个虚拟的作家操着另一种语言，属于另一种文化。”蒲松龄虽然博文多洽，却只能在本国寻找说着同一种语言的“虚拟的作家”，博尔赫斯却可以在世界范围内任意塑造一个叙述者。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需要深厚的学养做支撑。柳泉先生地下有知，也该叹息现在中国有些活得远比自己风光的作家们太不肯下工夫读书，非但不能像博尔赫斯那样学贯中西，胸怀宇宙，连老祖宗传下的典籍也懒于光顾，其结果，自然是写得既不如“洋”，也不如“古”。

（二）仿史

在神话、先秦诸子寓言之外，中国小说的另一个重要源头就是史传。中国的文言小说作者，很少有鲜明的文体意识，总是热爱将史的功能赋予小说。纵览全部的文言小说，不脱记言、记事、记人（包括志怪）、记物四种体制。他们总是认为或者假装认为，他们笔下的一切都是确凿无误的，可以做为正史的补缀。很多著作光从名称上就能见出作者向历史靠拢的强烈愿望，如《汉武故事》、《博物志》、《高士传》、《甄异录》、《李师师外传》、《夷坚志》、《四朝闻见录》、《水东日记》等等。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在许多文言小说中，作者对主人公的姓名、来历，都有着不厌其详的交代，仿佛只要肯定了主人公的真实存在后，就能让读者肯定故事的真实性。他们有的是历史中确实存在的人物，其中不乏历代的帝王将相、名士美人，有的则只能由作者来竭力证明其确实存在。于是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句子端坐在小说的开篇：“周默，字明道，都下人也。以延赏为太庙郎，岁久，改授常州宜兴簿。”（《孙氏记》）“宣德郎李褒，字圣与，于绍兴间调眉州丹稜县令。下车日，布宣诏条，访民利病。居数月，邑人大称之。其公舍之后有花圃，圃中筑一亭，名曰九思。其子达道（小说主人公，此时方姗姗登场），每进修之暇，以此为宴息之地。”（《西蜀异遇》）“申纯，字厚卿，祖汴人也，随父寓成都。”（《娇红记》）……在纯粹是谈狐说鬼的《聊斋志异》中，作者也一本正经地开列出主人公们的现世身份：“孔生雪笠，圣裔也。”（《娇娜》）“刘海石，蒲台人，避乱于滨州。时十四岁，与滨州生刘沧客同函丈，因相善，订为昆季。”《刘海石》“青州石尚书茂华为诸生时”（《谕鬼》）……

作为大半辈子在图书馆度过的自修学者，博尔赫斯对历史的热爱和精通众所周知。看到他的异国知音们所创造的这种手法，安得不大喜过望，立刻中为洋用，而且是大用特用，运用得更为巧妙、恣肆。他甚至会把主人公的祖宗八代、出生背景都用考证的口吻一一道出——如果他出生于古代中国，则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位修家谱的名手。“比尔.基特这个生来就是为了从事恐怖活动的人于1859年生于纽约一个地下修道院中。据说他母亲是爱尔兰人，但他是在黑人群中长大的。”（《残暴的杀手比尔.哈利根》）“19 9年 月14日晚，在布拉格采尔特大街的一套公寓里，《永恒的辩护》及一篇研究雅各布.博埃默的间接犹太起源的文章和一部未竟的悲剧《敌人们》的作者——哈罗米尔.拉迪克，梦见了一盘长时间的棋赛”（《秘密奇迹》）“1871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登岸的那个人名叫约翰尼斯.达尔曼，是福音派教会的牧师；19 9年，他的一个孙子，胡安.达尔曼，是坐落在科尔多瓦街的市立图书馆的秘书，自以为是根深蒂固的阿根廷人。他的外祖父是作战步兵二团的弗朗西斯科.弗洛雷斯，被卡特里尔的印第安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边境上用长矛刺死；在两个格格不入的家世之间，胡安.达尔曼（或许由于日尔曼血统的原因）选择了浪漫主义的先辈，或者浪漫主义的死亡的家世。”（《南方》）……而《恶棍列传》整部书都是在以仿史的形式写小说，其体例明显来源于描写道教神仙的著作《列仙传》、《神仙传》。

（三）考订

用一种煞有介事的伪考订的方式来写小说，或者干脆把真正的考订和虚构作品混在一起，是中国古代笔记小说作者们的独创。用现代的流行话语来描述，他们是跨文体写作的先锋。于是我们才能读到，刘邦所佩宝刀是丰沛山泽中一位神秘铸工将刘邦父亲的匕首杂以它铁熔铸而成，而那把其利难俦的匕首则是秦昭襄王时一位山野逸人送给刘邦父亲的，它出自殷代。这把出身不凡的宝刀，后来被刘邦转赠给了他的老婆。到汉惠帝即位的时候，此刀还在专门贮藏兵器的“灵金内库”中。（东晋.王嘉:《拾遗记.匕首》）；郭纯丧母后，每哭则群乌大集，朝廷认为其孝感动上天，予以旌表。实际上是因为郭纯每次哭的时候，撒饼于地，群乌争食，久之，形成条件反射，闻哭声即来。（唐.张鷟:《朝野佥载.东海孝子》）；陆长源的《辩疑志》通篇都是在辨正鬼神狐怪之诬罔；沈括的《梦溪笔谈》卷三卷四对历史、地理、人物、器具、语言、风俗、典章制度等进行了广泛地辨别考证；那本诡异的《酉阳杂俎》，也有“贬误”一卷，对棋局的名称、俗语的起源、传说的真实本源，乃至前辈作家的著作所本，进行了认真的考订。

王朔在读到博尔赫斯的《关于犹大的三种说法》时，说：“这实际上也不是一个小说，更像是抄资料，但其骇人听闻令读者手脚冰凉足可与最好的惊险小说一比。”其实相比于夹杂在中国笔记小说中的那些大量的资料整理、考订，《关于犹大的三种说法》至少在形式上体现了鲜明的小说特征。博尔赫斯显然很认同中国古代文人的做法，公然把考据癖带进小说创作。但他的小说文体意识比他所追摹的异国前辈们要强得多。《关于犹大的三种说法》中真实人物与虚构人物并置，作者将他对历史真相的大胆猜疑以一种“伪考据”的方式逐步呈现出来。中国的笔记小说作家们往往是想进行严肃的考订，但一不小心就沾染了小说的虚构色彩，因为他们往往是从传闻中获取证据。而博尔赫斯更进一步，他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自己惊世骇俗的猜想，就干脆虚构出了一个尼尔斯.卢内贝格来代表自己，虚构出一些著作来表达自己的猜想。他的结论也许是真实的，他的证明却是虚妄的。也就是说，博尔赫斯以小说的形式写了一篇意义重大的考订文章。他以虚构的形式抵达存在的真相，恰恰体现了小说的本质。学术考订和小说虚构奇异地融为一体，难以分割，这就是博尔赫斯在运用这一手法时所达到的新的高度。他继承，同时也超越。

（四）入话

“入话”是宋、元话本小说中常见的叙述手法，多用小故事或诗词做引子，引出正文，方便说书人候客、垫场或是引人入胜、点明本事，又称“得胜头回”。后来的拟话本小说也广泛地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手法，作者习惯于在正文前讲述一个或几个与本文题旨相近或相反的故事，以做铺垫。如《醒世恒言》第一卷《两县令竞义婚孤女》，篇首叙王奉出于势利嫁女，主旨与正文相反；第二卷《三孝廉让产立高名》，篇首引用了三个小故事，其中两个与正文主旨相近，一个主旨相反；《初刻拍案惊奇》卷四《程元玉店肆代偿钱 十一娘云岗纵谭侠》篇首一口气讲了八位前朝女中豪杰的故事，方才引出正文要讲述的剑侠十一娘。这一高度程式化的叙述结构，在中国现代白话小说中几乎无容身之地。似乎一旦采用，就不够“现代”，不够“先锋”。从技术角度来说，这一叙述结构也容易导致拖沓、累赘，与现代小说所推崇的简洁背道而驰。然而作为以精练著称的先锋小说大师博尔赫斯，却全无这些顾忌。在《女海盗秦寡妇》中，他先以悠然的口吻讲述了两位加勒比女海盗玛丽.瑞特和安内.波内依的言行和结局，才开始描写那位纵横于亚洲黄海的秦寡妇。在《凶神蒙克.伊斯门》中，他先是描绘了南美暴徒们的优美而残酷的“刀舞”，然后才从容转到对北美暴徒的描写上来。这两篇小说都出自他最早的小说集《恶棍列传》，可见中国古典小说实际上对他的小说创作有启蒙之功。从来没人指责博尔赫斯横生枝节，因为他精确地把握和显示了这一叙述方式的作用：渲染、铺垫以及能充分展现一种从容不迫的叙述风度。

（五）玄想

吴晓东在《迷宫的探索者: /SPAN 交叉小径的花园 与博尔赫斯》一文中指出：“……博尔赫斯是个具有玄学气质的小说家。他的幻想更像一些玄想，有些接近于中国的庄子，有充分的哲理意味，同时也有书卷气。‘书卷气’是区别博尔赫斯的幻想的重要因素。”庄子堪称人类历史上第一位玄想文学大师，他吞吐宇宙的思维和渊博如海的学识都对博尔赫斯造成了强烈的吸引和影响。甚至可以这样说，正是在认识庄子的过程中，博尔赫斯也认识了自身最本质的特征，最终成为了小说中的庄子。庄子为了传播他的超拔思想，能够以实有其事的口吻描绘出几千里长的大鹏，告诉我们藐姑射之山上有不食五谷、肌肤如雪的神人居住；可以让尧、许由、老聃、孔子、颜回这些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说他们不曾说过的的话，做不曾做过的事。这种虚构知识的热情无疑传染给了博尔赫斯，让他在小说中虚构了许多不存在的著作和物品，也让一些真实存在的人物出现在他的小说中，成为神迹和秘密的见证人。所不同的是，庄子所虚构的知识最后竟然成为了真正的知识，为后世学者所不断引用，而博尔赫斯所虚构的知识始终只伴随着他的小说而流传。在这一点上，作为对知识有特殊癖好的学者，博尔赫斯对庄子有着永远的艳羡和折服。不过他最终还是以小说的形式表达了对这位世界魔幻文学鼻祖，实际上也是中国小说鼻祖的敬意——在《圆形废墟》中，他直接模仿了“庄周梦蝶”的叙述圈套：“他宽慰，他屈辱，他惶恐，他明白，他自己也是一个幻影，一个别人梦中的产物。”

 

在著名的《卡夫卡及其先驱者》中，博尔赫斯指出：“事实上是每一位作家创造了他自己的先驱者”。在另一篇同样见解独特的《纳撒尼尔.霍桑》中，博尔赫斯又说：“《韦克菲尔德》预先展示了弗朗茨.卡夫卡，但卡夫卡修正提炼了对《韦克菲尔德》的欣赏。欠债是相互的；一个伟大的作家创造了他的先驱。他创造了先驱，并且用某种方式证明他们的正确。”在这层意义上，也可以说，博尔赫斯创造了庄子、蒲松龄以及他所阅读过的大大小小的中国古代作家们。他欠了他们的债，然后以其创造性的继承，体面地还清了这些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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