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抗抗在作品里作在生活里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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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隐形伴侣》、《赤彤丹朱》、《作女》、《残忍》等小说，始终指向人的灵魂深处。她思考知青文学怎样拓宽与深化？她认为反思历史是为了不再 重复错误。写出过《情爱画廊》等都市女性小说，她如何看待当代作品中的性话题？对话著名作家张抗抗，感受河流般流淌的岁月成长。

历史上有不少作女

：看你以前的小说，看你的个人经历，知道你小时候应该是一个好学生。再看到你的真人，一个很有女人味的女人，我就想，《作女》里“卓尔”这样的人，怎么会是你写出来的？你内心也会叛逆吗？

张抗抗：每个人的青年时代都会有叛逆的冲动，我在小学中学都是好学生，太乖了，所以到了青春期，曾经狠狠地叛逆过一次，后遗症至今仍在。还因为 我周围的女朋友里，从杭州到哈尔滨到北京，尤其是北京，能折腾、不安分的女人特别多，那些真人的故事都很精彩。我渐渐发现，在今天这个开放的时代，在现代 知识女性得到了起码的自由以后，女性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大，女性除了追求权利的平等，更渴望创造、追求生命的质量。这才是真正的社会进步。

：但是我有一个感觉，你说作女是“作”吧，可是我身边有好多男孩，他们跟她做事的方式都一样，比如心很野，对哥们有义气什么的。我觉得如果在男孩身上，完全不叫“作”，大家都能理解，但是女孩就叫“作”。

张抗抗：对啊，男人无论怎样折腾，都没人说他“作”啊，那叫叱诧风云、特有魄力，特有吸引力、特酷。而发生在女人身上，就觉得这女人有问题，脑 子不正常，怎么怎么了。但是女性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才开始自我提升，我们的社会结构在发生变化，女性的状态在发生变化，我们不要恩赐，我们要自己去 创造生活。生活中的女性人物，就这样渐渐启发了我，然后变成小说中的人物。女性的“作”是女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的表现。中国文学史上，比如祝英台、花木 兰、都是非常成功的“作女”形象。中国自身的历史资源，都能提供不少作女啊。

：我采访顾长卫的时候，他说《立春》和《孔雀》里面的两个主要人物，都是那种女性。

张抗抗：内心在躁动、现实很无奈。

：他说和现实抗争其实是社会进步的力量。

张抗抗：对啊，自己不抗争，谁来救你呢？

：生活里，如果你的朋友向你要一个建议的话，你觉得是安分守己更有好结果，还是“作”一点能闯出一条路子？

张抗抗：最好先权衡一下，自己有没有“作”的实力吧。生活中有些作女，作得很盲目，力气也不够，结局就有点惨。模仿没有必要，要自己内心真有这个冲动。乖乖女生活安逸，作女前途未卜，要有这个心理准备。

：您本人在生活中，是否也是一个“作女”呢？

张抗抗：我还够不上“作女”的档次呢，作女不是什么人都能当的。仅仅为了改变生存条件而折腾，不是我要表现的那种“作女”。我呢，我那么多年一 直老老实实写作，上哪儿去“作”啊？但我得坦率承认自己肯定有某种潜在的基因，要不然也不可能引起我的共鸣。我开始写作以后就不“作”了，因为没时间 “作”，就开始在作品里面“作”了。这就是为什么我总努力使自己的作品有变化，骨子里的东西不会变，但是可以变脸变身。“作”就是放弃，再开始。

要有勇气审视知青自身

：你在接受一些媒体采访时，谈到对知青文学的看法，说知青文学一方面是倾诉苦难，另一方面是沉浸于青春 。但很少反思知青自身的弱点和过错。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这一点，怎样表现的？

张抗抗：我在新时期之初的写作，并不是从知青题材开始的。第一个短篇小说《爱的权利》，写的是人们对新时代的期待，被压抑已久的情感渴望，与女 主人公内心的禁锢发生冲突。1980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白罂粟》，算是我的第一篇知青小说，已经涉及到“文革”中知青唯阶级论、不惜残害他人生命的暴力倾 向，这个小说在当时被认为是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

我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短篇《牡丹园》、《火的精灵》，都曾表现过知青对自己在“文革”表现的某种懊丧悔恨的心情。再以后是《夏》、《北极光》，都是写新时期之初，年轻人对新时代热烈的向往与追求。等我进入知青文学，知青文学的高潮已经到了第一阶段的尾声。

：所以前几年你曾多次提出，这样的青春不能无悔。

张抗抗：对，这个口号我觉得不负，或者说有其虚假性。1986年我出版了长篇小说《隐形伴侣》，这部作品是我反思知青历史的尝试。从《隐形 伴侣》中可以看到，那时候我已经开始思考“人与自己”的关系。借助知青生活，我对人的“潜意识”进行了探讨，其中隐含的对自己的批评检审，是潜在的另一主 题。

90年代前期发表的中篇小说《永不忏悔》，曾被一些粗心的批评家误读。那部作品试图解答困扰知青已久的一个心结：即使我忏悔，但谁有资格做我的 忏悔神父？即使我曾有错，但神父才是真正有罪的神父是真理的化身、是神的意志的代言者，更是教会权力的象征。所以我“不忏悔”只是出于对强权不满和抗 议。

那是认识的第二个阶段。已经与那些颂扬知青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主流知青文学有所不同。发表于20世纪90年代的中篇小说《沙暴》以及1997 年发表的中篇小说《残忍》，可以算作一个新的阶段。进入到知青曾经以革命的名义对生命尊严的无情践踏、对自然环境造成的破坏的种种叙述语境。200 年发 表的中篇小说《请带我走》，更鲜明更自觉地表现了那一代知青忏悔意识的苏醒。我为知青这一代人中那些真正应该忏悔而至今没有勇气付诸行动的人，“越俎代 庖”做了这件事情。

现实也许并非如小说写的那样，但我希望它应该是那样的。我们不能把所有的都推给社会承担，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问题。我试图跳出知青文学的套路，站在人性的高度上来反思自身，超越知青文学的局限。

在鲁迅的“注视”下开始写作

：我很想找到一点线索，虽然我不敢肯定这个线索就能成立。我知道你在北大荒农场开始学习写作的时候，桌子上放了一幅鲁迅像。你崇拜这样一位有标志性意义的文学人物，是不是因为他拥有你所向往的精神高度？

张抗抗：不敢这么说，当时在北大荒农场的连队宿舍，一长排东北大炕，没有桌子，炕上就是一个铺盖一个铺盖挨着过去，知青从家里带来箱子，就在自己的木箱上，放一些牙具和杂物。土炕的沿上会有一块十厘米宽的木板，是给人坐的，知青写信的时候，就会趴在炕沿上。

：等于炕桌的作用？

张抗抗：趴在炕沿上写字，或是用个小凳子那条木板下面写信，那种姿势当然是很别扭的。我因为写字比较多，要记笔记，写信，怎么坐都不行，坐久了比干活还累。我很发愁，那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有个桌子。

我就到处去找，终于有一天，我在瓦厂的一个角落发现了一张扔在墙角的桌子，我特别特别高兴，我想这个桌子对我太有用了，就把它捡了回来。小桌很 简陋，就下面四条短腿，上面铺了一块小木板，很粗糙，木头面没抛光，带着木刺，胳膊放上去，常常被木刺钩住袖子。但我太想用它来写字，怎么办呢，我想让它 变得光滑一些，也许可以在上面垫一层厚纸或是硬纸。

女孩子总是希望自己的东西能好看一点，我从自己的箱子里找到了一张鲁迅的画像，它的纸张比较厚，画像肯定是比较厚的，所以我就在下面垫上了一些 捡来的硬纸壳，然后把鲁迅先生的画像盖在上面，大小正合适，我再设法找来了一块透明的塑料薄膜，把画像和桌面包起来，在背面用图画钉子把塑料薄膜的四角摁 住，桌面紧绷而光滑，于是我就拥有了一张自己特别满意的小桌子了。

我不敢说自己是多么热爱鲁迅，或者说我把鲁迅作为自己的偶像，这只是由于当时的物质匮乏，没有别的东西可用。

写作比做参事的吸引力大

：鲁迅不光有在文学上的位置，在中国社会进步上的位置也是不可忽略的。今天的文学，他们都说可能不如在当时动荡的年代起的作用那么大了，但 是我知道你作为国务院参事，可以用你敏感的眼光，要去承担一定的。在这方面，和作家这个身份比较，你觉得哪个做起来自己更喜欢？

张抗抗：这些身份的作用是双向的，作家与参事，功能可以互补。作为参事，会比较多了解全面的信息，多一点学习，或者更多一些对现实时事的关注，而且在一个更大的平台和高度上来思考研究问题，对作家的视野、个人整体素质的提高、介入社会的程度，有一定的益处。

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作家，平时观察事物的求真习惯思维，也会对社会事务有更多敏锐、细致的发现，这是它们的相融之处。但同时也会给我带来新的苦恼，因为文学与政治时事，毕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路，所以我常常需要转换角色。

参事工作也要占用我一定的精力，需要合理安排支配时间。

：要花多大的精力来做这件事情？

张抗抗：每周二例会传达文件或是讲座，每半年要搞选题调研，还有其他一些会议。各位参事都是各行业的专家，经常举办一些高水准的专业性讲座，能学到很多新东西，调研也能接触到许多实际问题。

：现在有这个新的职责，就要重新适应这个生活节奏。

张抗抗：是啊，我正在慢慢学习适应。

：除了时间上的压力还有哪些感觉？国家给你这个职位，也是因为你是作家。而且大家可能都认为作家思考的方式，可能跟原来做这行的，仅仅是在机关工作的人不一样，所以让你关注的领域是比较特别的？

张抗抗：一共五十位参事，分成几个专业小组，我是在文化教育组，组长是郭瑞。我当然会特别关注文化问题，有自己专门研究的方向，比如说知识产权保护、络维权、文化创新等等。

：不过至少能看出来，还是写作对你的吸引力最大。

张抗抗：我是一个写作的人，目前正在完成一部新的长篇。如果我不能成为一位好作家，我想也就不会成为一名合格的参事。然而，在这个通讯与交流越 来越便捷的时代，我却时常感到迷茫和无奈。有人说，当下的文学现状是：“有文学没社会，有社会不文学”——意即文学作品的艺术审美价值，与社会影响力不可 兼得。那些引起强烈社会共鸣的作品，是否必然以损伤文学品质为代价？我们究竟如何选择个人的文学理想？一个写作者，是否真能对读者的“不动”无动于衷？面 对这个天灾频发、人祸潜行的时代，我们是否真能沉醉于编织美妙的文学词句，而对复杂的社会转型“我心岿然不动”？这也许是今天的中外写作者，所共同面临的 尴尬境遇。

采编手记：

关于张抗抗对知青题材的反思，让我想到更多作家。不只是知青，和下乡的知青相应，还有回乡的青年。韩少功、张抗抗、 他们都是知青。而所谓回 乡，是指上了学，但又回到农村去的一个过程，比如陈忠实，比如贾平凹，他们都曾经回乡。还有一部分人，比如阎连科，不用回，在当兵之前一直就都在农村。

说来有意思。阎连科写到过，他永远觉得对他影响最大的作家是张抗抗。对他影响最大的作品是张抗抗的《北极光》。就是这部书和当时远在东北黑土地上的这个女子，召唤阎连科从事写作，教导他通过写作的方式，来离开农村来到城市。

我斗胆想象，如果像韩少功所言：也许有一天农村会取代城市的中心位置，会不会有人用尽各种方式，包括写作写到出人头地，以便于离开城市来到农村？甚至背井离乡，就为了在某一个知名的村子里，过上像样的日子？他可以舍弃家人，一生被浓浓的乡愁包裹着，“漂”在农村？

像是做梦吧。现实的现今的社会，只有人漂在北京上海和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但我还是祈祷，虽然我知道祈祷未必有用，我们这些在城市里成长的孩子终 其一生都未必明白的土地上的艰辛，可以在农村一点点减少。可以不要让去到农村的那些城里人感到委屈，也不要让一心进城的年轻人像李佩甫《城的灯》里那样， 那么惨烈。

城市是今日中国的明灯。我希望乡村也可以明亮起来。采访邱晓雨 组稿赵李红

邱晓雨主持的张抗抗访谈， FM905周日凌晨1点至2点首播，10点至11点 、14点至15点重播。栏目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作协和本报共同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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