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人间道之我所思兮散文

或许是擅自暴露真相的惩罚，揭秘者本身，往往会被历史有意无意地擦去留在这个世界上的大部分痕迹，成为再也不可探究的秘密。

古希腊人托勒密，这位在天文、地理、数学等多个领域保持了一千多年的影响力，被古代与中世纪欧洲学者奉为神一样不可企及的大科学家，关于他的个人生平，材料却非常缺乏。人们只能从他自己在著作中提及的只言片语，费力地拼凑这位大师扑朔迷离的一生。

大致可以推断，托勒密所有的天文观测都是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进行的。在那座面对着地中海、风景宜人的古城，他提出了著名的“地心说”。从《至大论》可以得知，托勒密对天文有记录的观测，始于公元127年 月26日，而最后一次记载，则为公元141年2月2日。

漫长的观测过程中，托勒密不会知道，遥远的东方，同样有双眼睛，与他一起探索着浩瀚的宇宙。很多时候，他们的视线甚至会因为同一个目标而在外太空剧烈碰撞。只是，就在托勒密收起望远镜的两年之前，那双眼中的亮光，就已经黯然熄灭于永恒的黑暗之中。

在一定程度上，那双眼睛的主人也得出了与托勒密极其相似的结论。他认为，天宇浑圆，就像一枚鸡蛋，而承载人类的大地，就像鸡蛋中心的蛋黄，整个天空，好比一个巨大的车轮，围绕着大地一刻不停地旋转。

他就是张衡。

东汉永和四年，即公元1 9年，张衡在尚书任上去世，终年六十二岁。

在中国的史书上，张衡的身份很有些复杂，不容易被简单归类。套用当代词语，连他最有价值的学术，究竟属于文科还是理科，都很难去下明确的判断。

官史惜字如金，但在《后汉书》中，张衡还是占据了整整一卷的单独传记。然而，如此难得的宽裕笔墨，除了屡屡称赞传主“善机巧，尤致思于天文阴阳历算”、“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之外，起码有一半以上的篇幅，不厌其烦地抄录了张衡的辞赋。

其实，这样的剪裁已经表达了传统史家对张衡的定位。马、扬、班、张，所谓的汉赋四大家——在一般人看来，文学才是张衡留名史册的首要原因。对于张衡的文采，人们并没有吝啬掌声，慷慨地将他抬升到了与司马相如、扬雄、班固这些顶级文豪平起平坐的高度。

作为文学家的张衡，敏感，细腻，尤其是一些体裁短小的作品，更是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了他多愁善感的诗人气质。比如被广为传唱的《四愁诗》，每一章都以“我所思兮”开头，不惜劳苦万里跋涉，反复追寻心中的美人，却又始终无法靠近，只能涕泪沾襟。文辞缠绵悱恻风流宛转，不由人不击节惋叹。

“我所思兮在泰山”、“我所思兮在桂林”、“我所思兮在汉阳”、“我所思兮在雁门”。短短四章，张衡竟然辗转四方，场景转换之突兀，之频繁，不仅在同时期，即便放在整个中国诗歌史中也应属罕见。当然，人们可以用传统“诗言志”的审美标准来诠释这首诗，将泰山、桂林、汉阳、雁门等地名一一落实到封禅、巡守、边功等现实的政治意义，更是能够将“路远莫至”的“美人”毫不忸怩地理解为所谓“作者理想的化身”。不过，如果联系到张衡不同于普通作家的知识结构，《四愁诗》却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他独特的思维方式。

那是一种挣脱束缚，竭力向外，尽可能走向远方的冲动。

《四愁诗》并不是孤例，类似的冲动在张衡其他一些代表作中也能够看到。比如《思玄赋》中，张衡不仅游览了四方，甚至腾云而起，晃晃悠悠地来到了天上。在这类作品中，张衡愈发酣畅地表达了探寻未知世界的强烈渴望。

《思玄赋》是一篇模拟屈原《远游》的骚体赋，上天入地纵横求索，本身便是这类文体的固定主题。然而，同一片天空，同一个星球，映射在屈原与张衡眼中，却常常有着本质的区别。

这种区别能够用一句话来概括；面对天地，假如说屈原的表情是问号，到张衡脸上，已经收获了很多感叹号。

“天和地在什么地方结合？

十二时辰又是如何划分？

太阳和月亮怎么悬挂在天上？

群星又为何罗列成这样？

月亮它有什么德行啊，

逐渐死去随即逐渐发光？

它究竟贪图什么，

要把那兔子在腹中蓄养？”

——屈原《天问》今译节选

“天是个球体，直径是2 2 00里，从地到天的距离则是此数的一半，地的深度也是如此。”

“日月与五星，都绕着大地转动，它们转动的速度与该天体离天的远近相关。近天则迟缓，远天则迅速。”

“太阳好比火，月亮好比水。火发出光芒，水因此有了反光，因此，月光来自于太阳的照射，而它的盈缺则取决于日月之间的相对位置。”

——张衡《灵宪》今译节选

一问一答，好比隔着时空的唱和。曾经迷雾重重的宇宙，在张衡面前，逐渐散去烟霾，闪烁出了理性的光芒。

虽然张衡与屈原相差了四百多年，但如果以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看，他在天文学上的成就，仍然属于铺垫不足的横空出世。

实事求是地说，尽管都是具有强烈超前性质的大学者，但在数学与几何方面，托勒密的水平要明显超过张衡。不过，这不完全是托勒密个人的因素，因为托举着他的，有很多如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德这些级别的古代科学巨人。在古希腊罗马，科学是一门显学，有着完备而不间断的延续体系。托勒密对自己汲取前人的学术成果也毫不隐瞒，在很多章节中明确指出了所引用知识的根据。

而关于张衡所接受的教育，《后汉书》这样记叙；“衡少善属文，游于三辅，因入京师，观太学，遂通五经，贯六艺。”显然，张衡的求学过程，与同时代的其他士子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

的确，在天文学数学等方面，中国也有自己的典籍。比如《甘石星经》、《九章算术》，还有一些混杂在儒家和诸子里的片段，比如《礼记》中的《月令》等等；但如果仔细核对张衡的著作，人们还能发现，他的重要知识来源，竟然还有《诗经》、《楚辞》、《山海经》、《淮南子》等科学与神话纠缠不清的经典，甚至包括司马相如、扬雄等文学家的浪漫恣肆的作品。

不过，张衡对于庞杂而矛盾的各类知识好像有自己的评判。他几乎从不在著作中对某位学者、某种学说，提出赞许抑或质疑，而往往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径直亮出自己的看法。

更令人惊讶的是，虽然与托勒密相比，张衡的学术基础难免空疏而可疑，但他的论断，却往往能够殊途同归，同样具有相当程度的准确性。

在此意义上说，张衡所取得的成就，要比托勒密更为可贵。

若是用武功来比方，托勒密正如一个传承有序的世家子弟，功力高深自是理所当然。而张衡，则更像一个来历不明的孤儿，无师无友，靠着一些文字古奥而意指不清的泛黄书册，竟也莫名其妙地打通任督二脉，同样成为了一代宗师。

一个日甚一日变得清晰而容易理解的宇宙，对于观察者的心态，究竟会带来多大的改变？

柏拉图对此发表过意见，他说：“人们若看到天间的理性的循环，他们自己的思想便会安定下来。”

表面上看来，张衡的性格可以为柏拉图的这番话做一个实证。根据史书记载，张衡为人非常平和，“从容淡静”，虽然入仕，但对官职的升降毫不在意，一辈子几乎从未眼红脖子粗地争取过什么。这种宠辱不惊的恬淡，无疑源自于一个天文学家的修养——既然能够将目光投射到天外，人世间小小的荣辱得失，真如蜗牛角上的争斗，不值一哂了。

但张衡并不是一碗寡淡无味的温吞水。毫无疑问，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功，首先得取决于他情感的充沛。读他的诗赋，读者很容易得到这样的印象；安祥的外表下，张衡的内心其实充满了忧郁和悲观。

张衡的作品，还有这样一个规律，在诗句中，他无论走得多远多高，见到多么神奇壮观的景象，而最终，都不得不、或者说很自觉地回到地面。

在张衡身上，好像同时存在着两种相反的力量，一种拉着他飞举上升，另一种却死死抓住脚跟，将他扯下云端，重重地摔回泥泞中。悲哀的是，最后的胜利，总是属于后者。

其实，已有很多学者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他们将其解释为张衡“出世精神”与“入世精神”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的确，张衡出生时，东汉王朝的衰相已然显露，皇室堕落，宦官外戚骄横跋扈，朝臣因循萎靡，愈来愈浓的腐臭已经在帝国的各个角落弥漫开来。雪上加霜的是，人祸如此不可收拾，天灾还频频前来凑趣。张衡主要生活在和、安、顺三朝，而据统计，就在这短短的四五十年间，见诸于史书的大灾便至少有11 次，包括水灾28次、风（雹）17次、旱灾18次、蝗灾1 次、地震47次。根据地质学家王嘉荫的《我国强烈地震频率表》，自纪元以来至今共只有两次地震高峰，张衡很不幸，在公元100到200年的第一次地震大高峰生活了足足三十九年。总而言之，张衡所处的时代，黑暗、残酷、糜烂，充斥着令人绝望的末世情绪。

在这样的背景下，张衡远离政治漩涡钻研天文，应该也能理解为一种对现实的逃避。对此张衡毫不讳言，在《应间》一文中，他就坦承自己是“聊朝隐于柱史”姑且借助掌管天时星历的太史令隐居于朝廷罢了。

但理想与现实总有距离。作为一个自幼受到儒家兼济精神灌输的士人，对于日益朽腐的政局，不可避免会有一份社会感。实际上，张衡也曾多次向朝廷进谏忠言，试图多少能挽回一点下坠的趋势。而他耗费十年心血撰写的《二京赋》，更是深刻地抒发了他对东汉社会的担忧，从而也一改此类大赋“劝百讽一”的套路，转而大声疾呼君主警醒。

无遗，就是这种同时存在于张衡身上的隐遁与致用情结，引导学者们得出了关于他徘徊于“出世”、“入世”之间、心无所依的结论。的确，这难以辩驳。只是，除此之外，还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性：

张衡最终的回归人间，能否视作一次对天的逃离？在他那一心想要到达的高处，张衡会不会被自己的发现吓住了呢？

寂静，冰冷。

星球粗糙而丑陋，如同无数个死去石化的瞳孔，光线扭曲、凌乱，毒蛇般蜿蜒游走。

宇宙间只剩下了张衡一个人。他惊惧地张大了嘴，想说些什么，但立刻恐怖地发现，自己的全部感观都失去了功能，他再也听不到任何声音，闻不到任何气味，触碰不到任何东西，连风都被融化得无影无踪。

除了无限延伸的空间，所有的一切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甚至时间也永久地停顿了，没有开始，没有结束，没有现在，也没有未来。

张衡似乎觉得整个人颠倒过来，自己并不在天上，而是坠入了一个巨大的、无穷无尽的深渊。他只能慢慢看着自己在坠落中一点点衰老、死亡、腐烂，永远抵达不了彼岸。

惨叫一声，张衡从冥想中挣脱出来，浑身都是冷汗。

发明地动仪，是不是从宇宙中收回思绪的张衡，心有余悸之余，对自己的一种抚慰？

他实在太需要重新体会那种双脚踏实的安全感了。铜丸撞击蟾蜍发出的清脆声音，是否会被他想像成从遥远深处传来的大地的心跳？

捧起一团带着草木腥气的泥土，张衡泪流满面。他告诉自己，只要心还会跳动，这世界就仍是活生生的冷暖人间。

孤独，忧虑，怀疑，无助，这几乎是张衡大部分诗赋的基本情感。

如此消极的情绪，出现在文学家的张衡身上顺理成章，但转换到他的科学家身份后，就引人深思了。

或者，这种伤感，源于科学与信仰之间的恩怨难明的纠葛。对于张衡，科学给他带来的最大震动，大概就是潜意识里对神灵产生的怀疑。

应该说，张衡的思想体系中，还是给神灵留下了足够空间的。除了津津乐道地描叙祭祀、傩戏、逐疫之类的民间宗教活动，他甚至比一般作者更乐意在著作中引用神话中的人物和地名，并且他远游的重要目的就是朝觐“西王母”和“天帝”。其实，正是他对神话的这种好奇和尊重，保证了作品的文学高度。一个缺乏传说和想象的作者，笔下的世界必然是枯燥乏味的。此外，他还将很多极具逻辑性的研究，比如“律历”，与“卦候、九宫、风角”等方术并列，以为“数有征效”，因此还被《后汉书.方术列传》奉为“阴阳之宗”。

实际上，因为张衡的泛神论倾向，也为他召来了很多质疑。有些西方学者便认为，张衡始终没有理清迷信与科学的界线，因此他的“科学家”头衔，含金量应该大大打个折扣。

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对于神灵，张衡的态度相当暧昧。通常来说，科学的理性与文学的感性，很大程度上会相互伤害，而张衡却好像能游刃有余地来往于这两种思维。除了在诗赋中与神灵深情交流，在其他方面，他表现出来的，更多是学者的冷静和理智。比如，在谶纬迷信已经成为王朝主流思想的氛围中，他毅然上疏，明确提出了“禁谶”倡议。综观他的学术成果，虽然局限于时代不可避免有不少荒诞的附会，但似乎也并为受他笔下的神灵诱导而南辕北辙。

在一定阶段，迷信未必与科学势不两立。其实，常被引用来与张衡作比较的托勒密身上，同样存在着类似问题。这位西方早期科学的泰斗，同时也是个狂热的星占术士，还专门写了四大卷以星相占卜吉凶的书，里面有很多诸如此类的断言，“出生时刻，如果土星位于天宫图东侧，这个婴儿将来会是黄肤色、好体格、黑色卷发、宽阔而坚强的胸膛，常规眼睛，身材匀称，气质是湿与冷的混合。”

共 8697 字 2 页 转到页 【编者按】这是一篇集议论、叙事、抒情为一体的怀古类散文。作者从古希腊人托勒密的一生，想到了与之相匹敌的中国科学家张衡。各种史料记载，最初的张衡，才华只展露在文学领域中，从张衡的《四愁诗》中，以“我所思兮”中让我们读到了一位感性的诗人。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两个自我，张衡也一样，即想淡泊名利，明哲保身，又放不下天下受苦受难的民众。而在他的《思玄斌》中，隐约让读者看到了诗人对“宇宙”这个末知世界的强烈渴望。作者用一句“面对天地，假如说屈原的表情是问号，到张衡脸上，已经收获了很多感叹号”轻易的就为下文打好了基础。而后，作者以西方与东方、“道”与“教”的不同观点，来为我们论述了张衡步入科学领域、发明地动仪的不易及执着。文章结构严谨，思路清晰，条理分明，引史据典的为读者刻画了一位杰出的文学家、科学家的不平凡的一生，同时，也读出了作者的博学多才，神思出尘。《人间道之我所思兮》首尾互应，思之有归。佳作，编者倾情推荐。【：临风听雪】

1楼文友： 18:14:07 再读，依然有神思出尘的感觉。

问好作者，感谢赐稿流年，祝写作愉快！ 雪，本是人间清冷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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